上映第一天，市里那家老影院给了两个厅，一天四场。
上午的两场，一场坐了五个人，一场坐了三个。下午那场最多，十七个人。晚上那场十一个。
县城那边的情况好一点，因为就在县文化馆旁边，来的人多是自己走过来的。第一场坐了二十多个，其中一半是这个系统的人。
第一天的总票房，发行方报过来一个数字，比乐言预想的还低一点。
宣发的人来问，要不要做点动作。
乐言问什么动作。
宣发说，可以在几个读书类的账号上投一笔，也可以让媒体写一写“这部片子为什么排片这么低”，把话题做起来。
乐言说，不做。
宣发说，那数据会一直这样下去。
乐言说，那就这样下去。她说，这数字是真的，真的就留着。
宣发的人走的时候脸色不太好。
那天乐言去了影院，没有进放映厅，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。她看到一个中年女人从厅里出来，在手机上写字，写了两行，走了。
她跟在后面出去了。
那不是她要找的人，但她想看看出来的人去了哪儿。那个女人走到了街口，进了一家小书店，几分钟后出来，手里没有东西。
乐言回到影院，问检票的人，今天有没有人来过两次。
检票的人翻了翻记录，说有一个。一位姓林的老人，上午看了一场，下午又来看了一场，买的是两张票。
乐言问，他留下什么话没有。
检票的人说，没有，他看完就走了，走的时候还在门口站了一会儿。
第二天她又去了一趟。
第三天的场次里，有一场坐了九个人，其中三个人是拿着图书馆借书证来的——他们进厅之前在门口给人看证件，说要拍一张照片。
乐言问了才知道，那是市图书馆系统内部的一个人带头，说凭工作证或者借书证来看的，回去填一张两百字的感受，交到单位。
她听完问了一句：这是谁组织的。
回答是：没人组织，是一个退休的女同志在群里说的。
乐言把这件事记在当天的工作记录上。记录里写得很少：系统内自发组织观影一次，无通知、无物料、无补贴。
当天晚上她做了一件事：给那家老影院的经理打了个电话，问能不能把每天最早的那一场留下来。
经理问为什么。
她说，早场人少，但早场是给不赶时间的人看的。
经理说，可以，早场本来就没人要。
她挂了电话，把这件事也记下来。
记录的最后一行她加了一句：本片不要求任何场次上座率达到多少。
第三天，发行方把三天的数据做成了一张表发过来。数字不好看，但有一栏很特别：加场次数为零，降价场次为零，赠票为零。
宣发的人在这张表下面写了一行建议：至少把赠票做上，让上座率好看一点。
乐言回了两个字：不做。
宣发的人说，这样表上很难看。
乐言说，表就是给别人看的，难看就难看。
她把那张表打印出来，签上名字和日期，和其他放映记录订在一起。
那天晚上她从影院出来得很晚。门口有个卖水的摊子还没收，她买了一瓶水，站着喝了一半。
摊主问她在等什么。
她说，没等什么，看看人多不多。
摊主抬头看了看影院，说这家影院自从换了老板就没热闹过。
乐言说，那正常。喝完水，她把瓶子扔进桶里，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