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8月底离开康提，史迪威在印度又逗留了一周。
康提那地方，舒适得几乎让人堕落，山间别墅，英国式的下午茶，网球场上白制服晃来晃去，雨季的晨雾里飘着咖啡园的香气。他管那地方叫“退休疗养院“，在日记里写得刻薄：“我宁可回前线吃炮弹，也不想在这儿吃黄油。“可命令就是命令。战区司令部要搬家，一大摊子人马和电台得跟着他挪窝，他只能耐着性子盯完最后一批档案装船。
这一周的等待，还有一个名头，两个人。
一个是总统特使赫尔利，帕特里克·赫尔利，俄克拉荷马的石油律师出身，据说精力过人，一路从莫斯科飞到德黑兰，又从德黑兰飞过来，到哪都带着他那副牛仔式的、近乎浮夸的热情。另一个是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唐纳德·纳尔逊，战时生产局的头头，专程前来洽谈美中经济合作。说白了，就是来算算怎么把美国机器搬进中国工厂，又该怎么把中国桐油、钨砂、猪鬃装进美国船舱。
人到齐后，一行人分乘两架运输机，从印度起飞，越过驼峰航线，降落在重庆的白市驿机场。
重庆方面照例铺排了一整套的洗尘宴：军政部的、外交部的、委员长侍从室的，请帖雪片一样飞进他的住处。史迪威一张没接，全部推掉，落地当天径直回到嘉陵江畔的寓所。
立秋后的山城，酷热稍微退却了些。江风从上游下来，把白日积攒的燥热一卷一卷地带走，可空气里那股子潮湿黏腻，还是糊在人身上，甩不脱。天擦黑的时候，勤务兵给他送来一盏清茶，他屏退了左右，独自一人叼着烟嘴，倚在临江的栏杆上，看那条浑浊的大江东流而去。
水流永不停歇，他的脑子也转个不停。
早前那一桩公案，他早已了然于心。蒋中正向罗斯福要人，要一名“关系协调员“，插在两人中间。马歇尔代他断然否决：这是战区，不是股份公司，不能设个“和事佬“分权。罗斯福出于政治考量，到底体谅委员长的处境，退了一步，派赫尔利来充任此职，名头好听，权力有限。
其实现在派谁来，史迪威都没意见。局势已经变了。
彻底拿下密支那之后，中国战区经驼峰航线获得的物资翻着倍地涨；在衡阳吃了大亏的日本人，休整将近一个月，没有西进，而是掉头南下进攻广西，一时间桂林、柳州便一线告急，但那是后话。眼下要紧的是：重庆的压力骤减，蒋中正缓过了一口气，于是又端起了他那副“能拖则拖“的老姿态，迟迟不肯就范。
不肯交出指挥权，是吧？那就耗着。
他已经下令，中美联军留在密支那原地不动。缅甸的攻势，就这样停摆。只要蒋中正一天不在正式文件上签字，一天不把指挥权移交过来，中国驻印军就一天不再前进一步。拖吧。缅北的雨季马上就到，驻印军的给养有英国人管，他的部队耗得起；而史迪威心里清楚，真正耗不起的那个人，此刻就住在南岸黄山官邸的电风扇底下。
栏杆上的烟嘴明灭了很久。
史迪威对蒋中正的判断早已成型：此人的能力和视野都有天花板，猜忌是他的本能，权术是他的母语。若让这个人继续以这种姿态领导中国，中国的未来只会一片黑暗。美国迟早要做出对自身有利的长远决策，不仅仅是为了合作战胜日本人。一旦拿到指挥权，就必须摊牌。这一步棋，他想了很久，落子无悔。
在寓所休息一晚，第二天一早，史迪威应约去见蒋中正。
会面安排在云岫楼。到会的人比预想的多。原来蒋中正组了个联谊会，欢迎他“凯旋“归来。军政大员、高级将领、还有一些花枝招展的官太太，客厅里衣香鬓影，觥筹交错，说笑声隔着走廊都听得见。
寒暄落座后，蒋中正先开了口。话说得很客气，却句句有讲究：
“将军过去的工作，完全是军事上的。今后嘛，若出任中国军队的全权指挥官，事情就不一样了，军事、政治、外交，千头万绪。我的意见是，将军至少需要分出四成精力，用到政治方面来。“
史迪威端着茶杯，心里冷笑。翻译过来就是：你要指挥权？可以，但先过我给你划的框——四成精力给我盯着政治，也就是盯着我划的红线做事。
“我会认真考虑委员长的意见。“他答得滴水不漏。
接着谈到中国军队的改编事宜。果不其然，蒋中正又在这里设了坎，身子往沙发上一靠，慢条斯理地提出：将军如果一定要使用中共的军队，可以，但延安方面就必须首先承认重庆军事委员会的权威，名义、编制、番号、军令，一样不能少。
史迪威淡然一笑。
他太熟悉这一套了。说穿了，委员长绝不愿中共在军事上占据一席之地，哪怕这武装就在抗日前线天天流血，哪怕美军顾问团早就写明了它牵制了多少日伪军。委员长要的不是合作，是收编；不是抗日，是名义。
他不想就此再作无谓的争执。争了四年，哪一次争出过结果？
“委员长对此不必多虑。“史迪威顺着话头往下说，语气诚恳得像是在替对方分忧，“国共第二次合作时，延安方面不是早就承认过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地位吗？如果您不放心，我会尽快同延安方面交涉，遵照您的意思，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