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介石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。他对美国人的依赖不得不再度加深，今后越发难以说得起硬话。此前华莱士副总统来重庆，以近乎施压的口吻要求与中共接触，他迫不得已才松口答应。那感觉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，不得不点头。对此，他心里是窝了一肚子气，但又不得不再三权衡，让自己忍住，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。
进入7月后，日军此番大举进攻的战略目标更加显露——不再西进，而是欲南下攻占湘桂铁路，直取桂林、柳州。
美国那边几次来电，马歇尔、赫尔利，甚至罗斯福本人，都要他务必增强兵力，保护好桂林、柳州的空军基地。那是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的命根子，是B-29轰炸日本本土的跳板。
这让蒋介石暂时松了口气，美国人着急的样子让他能够评估出自己的价值，这是他的底牌，美国人需要中国，没有中国的支持，全盘战局如何，谁都不好说。
他的情报网也证实了这一点：日本人的目标是广西的美军空军基地，攻到桂林、柳州就会止步。日本人要的是打通大陆交通线，要的是摧毁美国人在中国西南的空军网络，而不是深入四川跟他拼个鱼死网破。
一个阴暗的念头在他心底悄然浮起。
既然日军是冲着广西去的，那正好。桂系李宗仁、白崇禧的根基在广西，李济深又在密谋反蒋。让日本人去碰一碰桂系的硬骨头，让战火去烧一烧那些不服中央的地方势力，未尝不是一件……
他猛地打住了这个念头，仿佛被自己的心思吓了一跳。但那个念头像毒蛇一样盘踞在心底，挥之不去。
他把心思重新放回衡阳。方先觉的第10军正在血战，每一天的电报都伴随着伤亡数字的飙升。蒋介石知道，衡阳守不住太久，但他需要衡阳为他争取时间——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，争取美国援助的到位，争取党内反对声浪的平息。
同时，他也在反复思索修改今年的七七告全国军民书。
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七周年。每年的这一天，他都要发表文告，向全国军民宣示抗战到底的决心。可今年，他握着笔，对着白纸，久久无法落墨。
写什么？
写长沙的四天沦陷？写龙陵的得而复失？写胡宗南的不战而退？写党内同志的离心离德？
不。
不管现在他脑海如何乱成一团，世局如乱麻，但他必须给与民众以写希望。他想到了盟军的胜利，是不是写诺曼底，写塞班岛，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光明前景？写中国军人的牺牲不会白费？写只要坚持到最后，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之一？
可那些字句在他笔下显得如此苍白。
他知道，这篇文告发出去，街头巷尾的人会怎样议论。那些流亡到重庆的文人，那些在茶馆里泡着廉价沱茶的市民，那些从前线溃退下来的伤兵，他们会相信吗？
蒋介石放下笔，走到窗前。山城已经入夜，江面上漂浮着几点渔火，像濒死者最后的目光。德安里街外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，一下，又一下，敲在这座城市腐朽的骨架上。
他忽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孤独。
在这个决定着中国命运的夏天，在这个世界大势转折的1944年，他——国民革命军的最高统帅，中华民国的领袖——却像一个被围困在孤城里的老兵，四面楚歌，内外交困。
而唯一的指望，竟是一个叫方先觉的军长，和一座叫衡阳的孤城。
窗外，一只夜枭发出凄厉的叫声，划过闷热的夜空。蒋介石没有回头。他重新坐回书桌前，提起笔，在七七告全国军民书的开头，写下了第一句话：
“全国军民公鉴：七年前的今夜，卢沟桥的枪声……“
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射在墙上，像一柄弯弓。